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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灿然:从工厂青年到翻译家 (阅692次)
2017-09-26


来源: 新京报书评周刊
原标题:他从不懂26个字母的工厂青年,变成国内最受欢迎的翻译家


黄灿然,三年前从香港辞职搬到深圳的洞背村隐居。他的状态令其他作家向往。
 
黄灿然是谁?诗人、翻译家。
 
他中学时期从山村移居香港,如今又从香港搬回山村。当过工人,辍学六年后考上大学,由一个不懂26个字母的工厂青年,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。
 
对于中文读者,黄灿然的名字常常和苏珊·桑塔格、布罗茨基、聂鲁达、曼德斯塔姆、卡尔维诺等一长串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他在诗歌翻译上的成就为他赢得声名,但并未带来财富,如黄灿然所说的,文学翻译,常常越做越穷。
 
今天跟着书评君,就去理解黄灿然的生活和文字,就去理解一个困惑的少年如何变成眼前这位诗人和翻译家。
 
撰文  |  新京报特约记者 徐振宇
 
 
黄灿然,诗人、翻译家。1963年生,福建泉州人,1978年移居香港。198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。2014年辞去任职近25年的香港《大公报》国际新闻翻译工作,迁居深圳洞背村。著有诗选集《游泳池畔的冥想》《我的灵魂》《奇迹集》等;评论集《必要的角度》《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》;译有《见证与愉悦》《聂鲁达诗选》《里尔克诗选》《巴列霍诗选》《论摄影》《关于他人的痛苦》《新千年文学备忘录》《内心活动》《如何读,为什么读》《诗的见证》。译作布罗茨基随笔集《小于一》是新京报2014年致敬译作。
 
年轻时,想的最多的是自杀
 
15岁到19岁,黄灿然想的最多的是自杀。他想要逃离人人渴望移居的香港,又发现无处可去。家人们都在这里,故乡已不存在。
 
对他来说,活着就是每天醒来去工厂重复同一件事——给牛仔裤装金属扣。黄灿然住观塘的简陋工棚,抬头就是逼仄的空间,没有朋友,没有方向,现实是赤身踩在无止境的流水线上。
 
对工友们来说,黄灿然沉默,甚至有些孤僻,有着不合时宜的爱好:阅读。他们拿到薪水后,往往用于赌和嫖,黄灿然却几乎把钱花在了买书和订杂志上。他对书的痴迷,有时会被他们揶揄,“读书有什么用?毕业以后还不是要出来赚钱?“
 
父母对他热衷阅读的行为,也只是默许,因为毫无用处。80年代初,如果你是一名香港工人,只要勤快又愿意加班,甚至能月入过万。大学毕业的文职工作,收入不过两三千。
 
高中二年级,黄灿然和两个姐姐移居香港,因为祖母。她的经历后来被黄灿然写到诗里,祖母年轻时嫁到宴田,丈夫娶她后就独自去了南洋。五十年代她去了香港,但没有去南洋,因为丈夫在那已经儿孙成群。她领养了两个儿子,长子黄定富是黄灿然的父亲。
 
1978年,她把儿孙相继接到香港跟她团聚。那年,黄灿然15岁。
 
当他在睡梦中抵达异乡,离香港不远的广东正面临汹涌的偷渡风潮。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《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》,有9.8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机会,逃出1.8万人,收容所人满为患,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,更是遍及广东全境。在广州,凡有偷渡成功者,皆鸣鞭炮祝贺。偷渡潮背后是巨大的收入差距,50年代香港制造业兴起,70年代到达顶峰,工人供不应求,收入却是大陆百倍。
 
 
刚到香港的黄灿然被卷入这股潮流,成了制衣厂的一名工人。
 
存在主义小说,对他意味着生活本身
 
他出生在1963年,中国刚刚经历一场灾难,数千万人死于饥饿。对童年记忆最深的,是食物的匮乏: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是番薯,见的最少的是肉,饥饿感控制着中国农村大部分人的生活。
 
另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,是春天弥漫的大雾和无穷尽的高山。小时候像生活在半空中,有时一个人上学,一天来回四趟,得走两三个小时。眼前的道路消失在清晨的浓雾之中,他担心自己随时会从悬崖摔下去。
 
在香港第一年,黄灿然住贫民窟,几乎没休息,早上八点多干到晚上。有时为了双倍工资,得通宵。除了高强度的工作,工厂生活还意味着身体受伤的风险:容易被针擦伤,严重的时刻,左手大拇指偏指甲一寸左右的位置,被钉子整个击穿。
 
他觉得这些都没什么,比工伤更令人烦忧的,是对未来的茫然。年轻人总是不知道如何生活。他不懂广东话、不会英文、甚至认不清26个字母,又与工厂格格不入,唯一可做的就是拼命阅读。
 
他从香港的三联书 店订阅所有他能买到的重要刊物,包括学报、社会科学、哲学研究……在《信报》上了解德里达、福柯的新潮理论。黄灿然现在仍清晰地记得,自己跟着文学史读新文学以来的作家,穆旦、何其芳、卞之琳和李广田……有些原书已经绝版,只剩影印本。他偏爱叶芝和加缪,那时候,存在主义小说对他意味着生活本身,荒谬、试图反抗,他又怀疑这反抗也是浪费。
 
黄灿然曾沉迷电影,可能是因为家里人多,工厂人多,到处都太吵、太杂,电影成了一种逃避,它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,一种不妥协的可能性。80年代的香港电影小团体,常常在湾仔和旺 角租戏院组织放映,依靠《明报》传递信息,黄灿然看到后,第二天就会赶去,从默片看到《天云山传奇》。18岁那年,他看了大岛渚的《感官世界》,艳情的画面让他深受刺激。
 
音乐是另外一种安慰。1982年,祖母去台湾探亲,黄灿然拜托她带一张罗大佑的唱片——之乎者也》,香港一年后才有。这是罗大佑第一张个人专辑,他自由的灵魂,对现实的反抗,深深地打动他。出这张专辑前,罗大佑的身份是爱好音乐的实习医生,他没想到,这张唱片一经问世就风靡台湾。再过几年,他的音乐的影响力将扩大半径,席卷整个中国,用另一种幽默的方式,唱出1997年香港回归时刻的人心动荡。
 
切勿写诗,这是父亲惟一的忠告
 
黄灿然对生活的茫然,因为大舅的一句话出现转机。
 
大舅是老右派,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。1981年,黄灿然回乡探亲,大舅知道后就跟他说,”灿然,你这么喜欢看书,应该去读大学。暨南大学专门招侨胞,还会有优待。”
 
舅舅的鼓励让他迅速找到方向。回香港后,黄灿然报名夜校,白天做工,晚上上课,回家再坚持自学一个半小时以上。听英文歌的时候,有些唱片背后附歌词,他就查《新英汉词典》,密密麻麻地写满注释。这本词典一直陪伴他到报社考试,终于被翻烂。
 
读夜校后,自杀的念头没了,因为逐渐明白自己要做什么。两年后,黄灿然顺利考入暨南大学新闻系。很快过上昼伏夜出的大学生活,他喜欢晚上看书,有时读到凌晨三四点,睡到中午,新闻系的课基本在早上,下午就无所事事。
 
逛书店重新变成生活的一部分,像在香港一样,他很快摸熟广州的书店,星期二和星期五,他骑着自行车,晃悠悠地在北京路一家一家地逛,拿寒暑假在香港打工的钱买书。等大学毕业,书已经有整整25箱。
 
刚进大学时,隔壁宿舍的同学听说有一位叫黄灿然的书很多,过来串门,找他聊天,谈文学。他说,楼上有一位师兄可以见见,他那边有北岛、舒婷的诗集。这位师兄是诗人沈宏非,已经毕业,只是还没分配,就住在学校等。当晚,黄灿然去见他,九点一直聊到凌晨两点。沈很高兴,说,你来红土诗社吧。于是黄灿然开始做诗刊,办报纸,天南地北地跟朋友通信交流。
 
临近毕业,黄灿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油印诗集《某种预兆》,当时印了几十本。其中有一首,以父亲的口吻,写给自己未来的孩子:
 
“切勿写诗,这是父亲惟一的忠告 
坏诗糟蹋艺术,好诗为诗所误 
好或坏,一旦陷入,就无法自拔 
我落得如此狼狈,就是一个例子 ”
 
——《倾诉》
 
后来有天傍晚在校园,黄灿然遇到班主任郭一鸣,说看到《十月》上有他的诗,《倾诉》和《收获的季节》。黄灿然很惊讶,因为他没有投稿,也没有收到采用通知。不久,黄灿然收到五十多块稿费。在80年代,这是相当大的数目,够他在天河酒店请几个朋友吃饭。
 
黄灿然至今不清楚自己的诗为何被选入,可能是北京诗人黑大春来广州时,带走一两本他的诗集,回北京后,被诗人骆一禾看到,选入《十月》。
 
大学第一年,黄灿然的诗也曾被诗人孟浪带走,后来孟浪一路去到拉萨。黄灿然的诗被拉萨副刊主任杨滔读到,他很喜欢,就发在了《拉萨晚报》上。
 
“念大学时,过几天就会有十块、八块来自拉萨的稿费。”
 
余生都用来服务别人
 
这是黄灿然回香港十多年后的事了:
 
他刚从九龙塘下地铁,坐上的士后座,准备去香港电台参加一场读书节目的采访。
 
“你是黄灿然吗?”司机问。
 
他愣了一下,没反应过来。
 
“我是你的工友。开出租十多年了。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你。”司机说。
 
他们聊起打工时的生活,说现在经济的不景气,感慨十多年前的高收入。当年彼此的不理解,已经被新的生活消解。
 
但黄灿然坐后面,看不到司机的样子,始终想不起这位工友的名字。直到下车,终于瞥见司机的脸,记起是读夜校时,他在工厂的包工头。
 
80年代末,黄灿然回到香港,能从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发现,时代在改变。香港的”去工业化“政策,瓦解了过去劳工在市场上具有的价值,曾经的工友几乎都面临转行,他们得学会放下尊严,被迫接受低廉的薪水,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失业。
 
黄灿然也面临新的生活,大学毕业、结婚、女儿出生,她们都在家乡,移居申请迟迟没有通过,让他时常怀疑自己为何待在香港。为了养家,有一两年时间,他最远去到葵涌工作。每天两三个小时的地铁,从观塘坐地铁到葵涌,中间在太子转车,地图上形成一个三角。在地铁上的两三个小时,成了他一天主要的阅读时光,他的阅读也转向了西方现代诗歌:艾略特的荒原、穆旦翻译的普希金……
 
但高强度的工作和阅读,身体逐渐撑不住。原本大学时期就日夜颠倒,加上一直以来抽烟、喝茶、不懂得运动。黄灿然28岁左右,进入大公报的第二年,他生了场大病。
 
这场病,彻底改变了他。
 
他开始觉得人是物质的,从消极变得积极。他学会调整身体,注重饮食,每天吃牛肉、龙虾、三文鱼,早上起来会先喝两杯温水。现在有些年轻读者见到他,甚至觉得“黄老师”很会聊天,不像想象的那般沉默。
 
到90年代,太太和女儿来到身边,黄灿然对香港不适应的部分终于消失。他开始大量地翻译,二十年如一日地工作。
 
对于接下来的人生,黄灿然说自己三十五岁的时候就想明白了。他说,有一天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,不是说贪图安逸,相反,安逸对他毫无吸引力,但他突然想到,既是这样,那么为何不就多做翻译,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。这样下了决定后,生活顿然轻松起来。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,反而让他看到世界的光彩,并顺手变成诗。
 
对于中文读者,黄灿然的名字逐渐和苏珊·桑塔格、布罗茨基、里尔克、聂鲁达、米沃什、曼德尔施塔姆、巴列霍、亚当·扎加耶夫斯、卡尔维诺等一连串知识分子和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
 
除了黄灿然自身的勤奋,还有一部分源于香港为他提供了极为珍贵和丰富的文化资源。大公报的工作,让他有机会读到国际先驱论坛报、泰晤士报、时代杂志、纽约时报这样的一流媒体,距离报社不远的曙光书店,有伦敦书评、纽约书评和各种新潮理论。
 
另一个去处是美国领事馆在金钟设立的图书馆,黄灿然记得,那里有很多外文书和杂志,碰到喜欢的内容,他就复印下来带回去看。正是在那段时光,黄灿然接触到沃尔科特、阿什伯利、布罗茨基……那时候,布罗茨基经常在纽约客发作品,每次读到他的诗,黄灿然就会复印那一页,再剪下方块大小的诗,带回去翻译。
 
90年代中期,美国经济下行,图书馆关闭。不过很快,互联网来了。它带来了更加丰富和庞大的文学资源,而且更容易搜索。
 
1996年底,同事给黄灿然介绍互联网,说,现在互联网太厉害了,你来看看。黄灿然一看就傻了,”那种冲击好大,互联网是个大进化。“
 
第二天,立马买了电脑,为了方便在亚马逊买书,黄灿然申请了人生第一张信用卡。
 
这是他和父母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刻
 
黄灿然出生地在福建晏田,山上只有十六户人家,人口与他现在定居的洞背村相似,不同的是,洞背除了山,还有比山还高的海,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,能远远看到一些渔船。晚上八九点,山里便悄然无声,渔火在海面若隐若现。
 
2014年,黄灿然从大公报辞职搬到洞背,继续做不挣钱的文学翻译,写没什么人读的诗。去年在洞背和他见面,他说,已经做好随时死去的准备,而最好的死法,就是倒在工作台上。但比起在香港,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休息。
 
在洞背的三年多,他每天会提着一红一蓝两个塑料桶,到村口路边那眼用塑料管引出来的山泉打水。每次打完水,他总是习惯性地想顺手关掉那个并不存在的水龙头。
 
2015年,黄灿然在上海和澳门参加完活动,回到洞背第二天,突然接到母亲患上癌症的电话。他立马回到香港和两个姐姐一起照顾母亲。家里所有的决定都需要他。
 
接下来几个月,黄灿然每天穿梭在医院和家之间,每天去三趟医院。有一次,他从母亲病房出来,走到楼下,感到肚子一阵剧痛,头上冒着冷汗,当场跪了下来。他缓了一会儿,慢慢挪到急诊,医生立马让他住院观察。因为体力透支,黄灿然在医院住了三天。
 
住到第二天:母亲住六楼,黄灿然躺在三楼,他吃了点药,就穿着病服去看她。令周围的人很羡慕,只有黄灿然母亲的病床随时会有家人在。这段时间,大姐和二姐煲汤,黄灿然每天去医院照顾母亲起居,帮她洗脸,像他当时为父亲做过的一样。母亲比较听他的话,吃饭如果有他在场,她会比较安心。妹妹负责在家照顾黄灿然的饮食。
 
四个月的照顾取得了成效,母亲原本手术后全身浮肿,黄灿然就在母亲脚上太冲穴的位置按摩,每次半小时,浮肿三四天之后便消掉了。母亲出院后,由妹妹在家照顾,黄灿然回到洞背。最近,她已经可以自己下床活动。
 
你可以从黄灿然在诗中读到,他的父亲也曾在这住院,将军澳医院。术后他喂父亲吃饭、小便,这是“他和父亲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刻。”
 
小时候,父亲长期在外工作,当1978年,他们一家在香港团聚,黄灿然已经长大,两人都是沉默的性格,他们一直很少说话。
 
当黄灿然成家立室,搬出来住,他跟父亲的关系又再生疏。每逢他打电话回家,若是父亲来接,他会像一个接线员,说声“等等” 。便叫母亲来听。
 
尽管黄灿然知道 ,“他们彼此都怀着难言的爱。”
 
 
对话黄灿然
“人最悠闲的时候,往往最没时间”
 
新京报:从《大公报》辞职定居洞背村后,你会有更多的有时间写作和翻译吗?
 
黄灿然:我有一个理论,觉得人最悠闲的时候,往往最没时间。所以我不认为我现在的工作成效会比香港更高,但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休息。每天只要有时间还是会做翻译。一些成果也出来了,我在洞背已经有满满一本诗集,一两百首诗。我和老孙(诗人孙文波)产量都高。
 
新京报:阿巴斯这本诗集对你意味着什么?
 
黄灿然:是一本例外,原本不在我的计划,像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,因为奥登才读到,一个一辈子做戏剧的人,悄悄写诗,死后发现有2000多首,到现在真面目都看不清楚。阿巴斯也是这样,一个电影导演,坚持写诗。当时出版社买的版权是阿巴斯谈电影,我说,你捡到宝了,后面的(指阿巴斯诗集和编选的古波斯诗集)更有意思。
 
新京报:古波斯诗歌会不会很难进入?
 
黄灿然:其实古典的文本,有一个共通点,翻译过来后,会不像我们观念里的”诗“。读者需要一些耐心,相信它们是好的,才能看出一些好处来。很多现代诗观,是一个咒,很多人出不来。要复杂,要深度,要看着很深刻,有些都是在骗自己,读者也在骗自己。
 
新京报:你如何看待阿巴斯的诗?会不会有些单薄?
 
黄灿然: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诗。如果你用某种沉重来要求,可能会忽略掉生活轻松的一面。阿巴斯,就是轻,属于俳句一样的诗。他是对世界的观察,不挖进去,只是呈现。他有原创的东西,但不会把这种原创,写成我们理解的现代诗。奥登我很佩服的,他什么都看,看三流小说或者荒谬的打油诗,你觉得浅的东西不一定真的像你想的那么薄。
 
新京报:你如何规划自己的翻译?
 
黄灿然:主要集中在诗歌和诗论,也是最没市场的。我翻译的目的都是国内缺什么,我就给补上,比如卡瓦菲斯、里尔克、聂鲁达。明年会更集中翻译诗歌。要建立一个系统,不能随便翻译。很多商业的翻译价钱很高,都推掉了。之前有次出版社找我,一本书,不到100页,10万块,一天一页,三个月就搞定了,10万,好需要这笔钱,但是违背原则。
 
新京报:是什么样的书?
 
黄灿然:经典重译。
 
新京报:经典也不愿意吗?
 
黄灿然:人家已经翻译的很好,你扮什么英雄。一些经典,已经有很好的译本。
 
新京报: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诗?
 
黄灿然:35岁之后,还在不断思考这些问题。什么是我自己的,不断在变。你读了普希金,有新的想法,你读了拉金,也会产生变化。很多人写诗是一种范式,在这个范围内无限延长,再也没法突破。
 
新京报:你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,和你的出生地或70年代的香港精神有关系吗?
 
黄灿然:更多的是文学上的榜样,像卡瓦菲斯、佩索阿、拉金,大半辈子都是沉默的,待在一个地方,不出门,自己干自己的事。比如杜甫,颠沛流离。这些人对我是榜样也是安慰。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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