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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 百年新诗:“起点”与“冠名”问题 (阅读1613次)



 
            百年新诗:“起点”与“冠名”问题
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陈仲义
 
摘要:百年新诗的“起点”有七八种候选,考辨其间的准点或“游移”,可在多重时间刻度中采撷更多资源与展开相关意涵,以便加深对这一特异文体的理解;新诗冠名的前蕴与后续变化,也有十余种之多,粗析其内涵外延的规定与微妙变换,可以感受百年新诗的巨大活力活性,而新诗的活力活性正是新诗生长的主要动力。

关键词:新诗  “起点” “冠名” 考辨   活力活性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
新诗的诞生,面对几千年文化压力,绝不是“偶然之偶然”的一蹴而就,而是经由受孕、发育的漫长妊娠过程。粗放一点说,至少可以前推到1899年“要新意境”、“要新语句”(《夏威夷游记》)的“基本纲领”,或再早些的“我手写我口”(1868·《杂诗》)的主张。作为前驱的说辞,两者均有一定分量。不过现在,新诗研究者们更愿意越出铺垫期的具体起讫,把思绪延伸至“诗界革命”的大范围,有意或无意扩大新诗源头的含混性,从而大大丰富新诗发生的历史。【1】

此类延伸,有益于源流上做全面勘检,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,同时也不妨碍人们对“宁馨儿”呱呱坠地的多面寻索。因为模糊与精准本可以互为补充,况且精准的时刻表还存在诸多争议。仔细推敲起来,新诗“起点”的取舍居然有七八种之多。固然没有“绝对的开端”,但大体时间所隐含的各种资讯,足以继续让我们思考这一特异的文类。【2】

以下略加考辨。

第一个说法是1916年7月,胡适写于留美期间的《答梅觐庄——白话诗》,被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《中国新文学史》郑重称为新诗史“第一首白话新诗”。【3】该诗文白夹杂,不乏俗语方言,是胡适对梅氏观点的摘引与辩驳,构成了模拟性语调的鲜明风格。长达百多行的“分行议论文”《答》,本该成为胡适献给新诗史的第一桶金, 然不受本人待见,在《尝试集》初版到增订四版中不见踪影,日记、书信里也没有做出解释。笔者只好揣测原因,可能作者感觉该诗理归“以诗论诗”者,不合胃口;且多有打油成分,尚属游戏之作,故而不便登大雅之堂。既然事主如此淡然漠然,后人怎么好强求人家作“开山之作”呢?

第二个说法,是胡适本人将他的译诗《关不住了》(《新青年》1918年3月15日)确立为“我的新诗成立的新纪元”【4】。众所周知,五四时期由于翻译初起,通常人们都把翻译当作创作看——某种程度抬高了译诗地位。《关不住了》翻译的是意象派诗作,意义却在于采用直译方式,最大限度保留英语语法特征,让现代汉语与之建立相应的文法秩序,标志着胡适突破了“以传统反传统的怪圈”,故不惮瓜田李下进行自我举荐。但诗歌史家们根据的是创造性与创新性原则来行事的,再完美的“二手货”也只能归结于“始作俑者”的一厢情愿。

第三种说法是1917年2月《白话诗八首》在《新青年》2卷6号上发表。总体上说《白话诗八首》,语言明白如话,表达自由率性、分行分段排列顺当;自然的内在音节、当下生活的映像,平实清新的风貌,虽还带有旧体诗词若干痕迹,但它与文言诗的做法开始划开界线,指向了准现代形态。不少文学史家视其为新诗的诞辰之日。

第四种说法是一年之后——1918年1月《新青年》刊载胡适、刘半农、沈尹默三人“合辑”——九首白话诗。在部分研究人员心目中,他们更乐见这一年为新诗的“元年”。代表人物有朱自清,他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•诗集》导言中做了权威性决断,不过其《导言》出现了某种“误差”。他劈头第一句“胡适之氏是第一个‘尝试’新诗的人,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”(按一:指1916年7月22日《答梅觐庄——白话诗;按二:也可能“误指”一个月后1916年8月23日的《朋友》即后来大家所公认的《蝴蝶》)。接着又说“新诗第一次出现在《新青年》四卷一号……这时是七年正月”(按:《新青年》四卷一号复刊为1月15日,而农历正月如换算阳历则要变为2月)。【5】

在这里,出现了两个时间节点——“民五七月”与“民七正月”(1916.7与1918.1),这多少造成了新诗诞辰的“游移”。诧异的还是朱自清不提“民六”的《白话诗八首》,让人不得其解:既然未发表的(不论是《答梅觐庄》还是《朋友》)都可以做“起手”之肯定,那么半年后公开发表的《白话诗八首》,怎么反倒“人间蒸发”?唯一的解释恐怕不是朱自清遗忘(相隔十八年),而是打心眼里看不上“前八”——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新诗,而更愿意认领后来居上的三人“九首”。

部分研究者采纳朱先生的观点,如编年史家刘福春坚定不移。他在煌煌2千页《新诗编年史》中,把1918年1月做首页置顶,有意放飞1917整整一年,显然是将1918年1月“白话诗九首”铆为新诗的发端。在去年新诗会议上笔者曾请教其具体依据,刘福春笑而不答,想必他在纠结中更推崇艺术的完整性?在笔者看来,后发的集束枪弹虽然比前头单人“点射”更具力量——语言和体式方面都较前者有所进步,但在同等白话层面,还是需要遵照“捷足先登”的守则。正如《尝试集》的出版固然逊色于一年后的《女神》,但依然改变不了它在新诗集出版史上的头把交椅。【6】

第五个说法是艾青在《新诗六十年》总结一文中,举荐1917年10月刘半农《相隔一层纸》“是最早的新诗”。【7】该诗充满真切的平民精神,纯熟的口语表达,自然音节与“重造新韵”,展现了彼时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,颇受读者好评。然而,作为“鼎足而三”的单篇成果,还是显得有些单薄。艾青的“提名”最终孤掌难鸣——委实被整体性的“三人九首”所压盖。这首现代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力作,称其为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“起点”似更名副其实。

最后一个说法是有人挖出1909 年5 月13 日《民呼日报》于右任的《元宝歌》(署名大风):
一个锭, 几个命,
民为轻, 官为重。
要好同寅, 压死百姓,
气的绅士, 打电胡弄。
问是何人作俑,
樊方伯发了旧病。
请看这场官司,
到底官胜民胜?

该诗语言洗练,长短错落,针砭时政,情感炽烈,“应当说是一首比较好的白话新诗。这首诗比《蝴蝶》早七年问世,说它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可谓有理有据”【8】。诚然,该诗率先彰显白话诗优点,但为何不宜作为发端呢?重要原因之一是,虽然《元宝歌》提前几年“一枝独秀”,但无法连片“秀之于林”。单桨孤樯,难以掀动滔天大浪,“骚心髯翁”,怎抵时代弄潮?或许将来,人们还会在7年时段(1909——1916)内,再挖掘出王佑任、林佑任、李佑任,想必都难成气候。因为他们都无法像胡适在理论、实践、宣传、推广上全方位地承担起历史使命。应该说,1916到1917一年间,白话诗的实验室基本上是胡适一人“独当一面”。其白话诗写作未必最好,但最有资格代表。基此,新诗的开山之重历史地落在这位绩溪人肩上。新诗发轫的首选不是1917,便是1916或1918,连贯性三年,已经备好了它的揭幕仪式。

 另有一种提法是1914年1月23日,胡适写于留学日记中《大雪放歌和叔永》,3月改名《大雪》刊发在《留美学生季刊》,被称为“第一首白话诗”。此说出自2014年出版的《泛叙实派诗人论》专著之代序。【9】笔者当时相当纳闷,赶快打电话到广州向作者请教:明明都是七字文言,怎么好判定它为白话呢?况且胡适把这首诗排除在《尝试集》第一编与第二编(专收新诗)外,安排在附录《去国集》里(专收旧诗与译诗),说明他本人也不认可该诗的“小脚鞋样”——完全的旧诗遗迹。以此作为新诗起点,是不是有些草率?

    笔者以为,新诗起点的取舍要遵循三个原则:公识度、相关度、优先性。不是公识度越高,越具科学准确,有一些并不太科学准确的,反而因“约定俗成”获得“准入”,所以在相当人数认领时,需要同时提防被随波逐流所“裹挟”;而所有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,它们都处于矛盾统一场域,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,离不开与周遭事物的关联。在网络状的普遍联系中,梳理关系中的各种难点、疑点,哪怕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也不放过;应该说,起点的取舍是关于时间问题的处理,遵循时间先后排序应是最佳选择。在同等和接近同等水平的条件下,无疑应该首选那些“捷足先登”者。

依据上述原则,在七八种候选中,笔者最后敲定单人《白话诗八首》与三人“白话诗九首”为最后“冠军争夺”者。在1917年2月与1918年1月——相差一年的“较量”中,两者近乎平分秋色:在质量上,后者的整体水平高出一筹,但在时间上“慢了一拍”。综上分析考量,如果保留两个生辰(类似阴历阳历),未尝不可。但起点最好有一个明确了断。“前推”一年,新诗可能摘取更多“业绩”;“后拖”一年,则可能增加“板凳厚度”。

如此界线分明的“取舍”有必要与重要吗?重要者可能看重精准的时辰具备严肃的仪式感,在历史长河中占有量度的优势,在心理上安妥归属感。不太重要者可能认为“模棱两可”没什么不妥,因为新诗的发难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“准点”问题,即使有一年之差也不妨碍“大局之发生”,况且历史的想象力带来历史的丰富性,反倒让人获益不浅。笔者对此倒想到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比喻:一个人六岁上小学和七岁上小学是一样的吗?

如果确要两者取其一,笔者更倾向于把个人一票——投给“1917年2月”——以时间优先为裁定依据。因为它符合当时新诗最低门槛——分行分段排列、白话语感、白话思维;符合始作俑者的初心——自由言说、诗体解放、具体准确明白。1917年2月的起点确乎不算太高,可挑出许多毛病,但这一破壁,在百年前的困顿与分化语境中,可谓撼天拔地,功盖一世。

“准点”与“游移”的讨论,表明新诗这一文体的初始生命,在现代性的强力“漂白”下,首先不能放弃对“胎记”的锁定,因为它是生命的第一基因。与此同时,多方保留相关标识物,以增强其生命的丰富厚度何乐而不为?尤其是围绕生命端点及前后延伸线的分辨,隐伏在时间幌子下,是那么多驳杂的资源与意涵,而好好采撷资源与展开相关意涵才是更为重要的。具体的时间刻度虽残余较大起伏,恰好提告人们百年新诗的历史沧桑与来之不易;而人们对原点的争岐与差异性碰撞,反倒有可能提供逾越原点、打开更加辽远开阔的话语空间。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
 
钱谷融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表示: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,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。二十世纪似乎有点“慌乱”,一会儿全盘西化;一会儿弘扬民族文化;一会儿文化激进;一会儿文化保守。这都是“慌乱”的体现。【10】从新诗的起点到新诗的命名,再到企图更迭,的确有些像走马灯似的慌乱。其实慌乱既正常又不太正常——有与时俱进的生机,也带有“焦虑”的体征。

作为一种新文体, 一百年间居然出现十余种冠名,是其他文类“鞭长莫及”的:白话诗、打油诗、新体诗、新诗、自由诗、现代新诗、新潮诗、先锋诗、现代诗、现代汉诗、新汉诗、汉语新诗、华语诗歌、中华诗歌,当代诗,以及刚刚冒头的“新代诗”,都不乏带有新诗“替代物”的正宗、混血、变种、亚种色彩。如果再加上出自流派、群体、社团、诗社的“专有名”(湖畔诗、七月诗、九叶诗、朦胧诗、第三代诗、中间代诗、第四代诗等)那就更多了。粗略考辨主要名称的由头与内涵,可以加深对新诗本体、本质、属性、特点的了解。
     
发轫期的白话诗实在太符合其内在含义——用白话写的诗——叫白话诗。天经地义,顺理成章。不过,业界之外的人士基本不知道在白话诗形成之际尚有一段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打油诗时段。颜同林的博士论文做了较好阐释。

直至1917年前几年,“视当时的白话诗为打油诗,不但是胡适其时(留美期间)的自称、朋友之间打趣的游戏笔墨,也还带有某种概念、性质的界定”【11】。彼时打油诗充当了白话诗的“前身”,明显的证据是,胡适以打油诗为标题的尝试之作还真不少,如闻赵元任割治盲肠炎的《打油诗寄元任》、《打油诗戏柬经农、杏佛》、《打油诗》、《打油诗一束》、《打油诗又一束》、《戏和周启明打油诗》、《打油诗答叔永》(同样以“戏”为开头的戏和、戏赠、戏寄、戏改、戏慰之作也不少),在此氛围下朱经农甚至力挺“盖白话诗即打油诗”的主张,可见打油诗之“储君”地位。【12】

但毕竟胡适高人一等,深谙名分之重大,需通盘考量。他在“打油”的同时,开始用类似的白话语言,写了一批较为雅化的诗。颜同林分析从打油诗到白话诗的过渡“机关”:在当时“白话诗”本身都很难冲破旧体诗堡垒的情况下,其历史合法性并不是打油诗所能获得的,尝试的阻隔,正名的艰难,逼上梁山似的让胡适不得不自我取舍。因此在“白话”入诗都已招人攻击,防不胜防之时,干脆丢卒保车,也不妨是一步妙棋、险棋,这样让“文言/白话”之间的冲突变得集中而专一起来,诗体大解放与“白话”的联系也得到强化与巩固。【13】缘此,白话诗“挤掉”了打油诗作为“嫡系”冠名的可能,更具科学合理的内在逻辑性。但是,白话诗的“短板”也很快暴露出来,过分与“文”的结盟使白话诗陷入“蹩脚的文言散文”。

这就有了1919年10月,胡适开始启用“新诗”这一称谓。以长短句的“自然音节”与“具体”包容了“丰富的材料,精密的观察,高深的理想,复杂的感情”【14】,让相对稚嫩夹生与权宜性的白话诗“退居二线”,新诗终于在与古诗的对峙中取得了正式户籍。从《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》(俞平伯)、《新诗略谈》(宗白华)到《新诗底我见》(康白情)的纷纷响应,表明“新诗”的正宗冠冕更切近新文学革命的实际而广受拥戴。在新诗的户口薄里,赫然写进新户主,白话诗降格为“乳名”。

“转正”后的新诗,符合胡适与他的时代所高扬的“历史进化观”。如果沿用白话诗,无法突破“文言白话之争”的藩篱,也难以表达新诗体所承载的新内容,而“新诗”的名称则能体现其新颖之所在。通过《谈新诗》一文,胡适回顾诗歌革新诸般问题,设定新诗一些规则,为其推广提供可行的依据——新的内容通过新的形式得以传输。《谈新诗》在发表之后的10多年里,“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”(朱自清)。可见改称后“新诗”影响之大,持续之久。【15】虽然至今,对新诗合法性质疑的阴影仍延绵不绝,胡适终究还是正式打响第一炮,以至于人们最初在薄薄的壳内塞进“国语的韵文”这样简装的弹药,不做太多苛责。

不知胡适有没有对“新”字进行考源。《说文解字》的“新,象以斤斫木之形。从斤,从木,从石”。由“新”引申“斫”:砍削、砍伐,是否在时态性形容词修饰取舍上比“白话”更具威力?并最后成为“总裁”。“新”的更改天然地与“旧”划了一道楚汉分界,强化了它的激进与断裂,它不是“不经意间”或即兴的,而是反复比较权衡(包括前贤“新学诗”“新派诗”及同代“新体诗”的潜在、显在影响)后的水到渠成,体现了胡适的本意,又完全匹配新文化运动的主旨题义。

 当然,彼时还有其他称道可供选择,比如“燕语”,1923年年章太炎在《答曹聚仁论白话诗》中主张诗歌“以有韵无韵为界”来划分,并坚持“诗本旧名,当用旧式。若改作新式,自可别造新名”。他的“别造新名”是以日本的俳句为范例的权称“燕语”也。【16】不过,“燕语”不太符合现代人的语境与习惯,且有“复古”倾向,自然没能得到什么响应。纵有权威声望者加以鼓捣,有暌时势多胎死腹中。
 
新诗“入主”的实力日益强大,自然会出现“扩展名”的野心。理论上的 “不拘格律,不拘平仄,不拘长短;有什么题目,做什么诗;诗该怎样做,就怎样做”【17】,其实早就标识出新诗走向自由诗的大趋势。郭沫若同气相求,在相同时段主张“绝端的自由,绝端的自主”【18】;30 年代初冯文炳在北大课堂进一步明确:“新诗应该是自由诗”“我们写的是诗,我们所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,就是所谓自由诗。”【19】而30年代末艾青力促“散文美”的传布,更加剧了自由诗的势头。

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诗运动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(比中国至少早20年),有案可查的是1893年法国人雷泰(AdolpheRetté)发表了一篇题名《自由诗》的文章(“Le Vers libre”),主张打破诗律权威,呼吁个人节奏。法式的自由诗在命名上来源于拉封丹的自由律诗,比“自由诗”术语多一个“s”,意味着虽然每个诗行都符合传统规则,但诗行和押韵的组合有许多变化。英式自由诗源于法国自由诗,1909年出现成熟的说法:“根据诗人情感的流动和节奏来组词造句的诗,一种不是一个形式的填充物的创造品”(弗林特)【20】。

英美“自由诗”的术语谱系内部虽有过不小争论,但总体上形成对中国新诗的极大刺激。不过实践上,还是“新大陆”自由诗对中国新诗冲击最甚,郭沫若受益于惠特曼是最明显的例子,《女神》之于《草叶集》在主旨、形式、语言、气度上可谓一脉相承。当新诗与自由诗近乎划上等号,新诗又赢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“别号”,自由诗俨然成为新诗的“化身”。新诗的这一扩展名,愈发加剧其无拘无束,独做老大的“野心”?自由诗自代名新诗后,便在外延上卷入了自由与格律、自由与体式的“漩涡”。自由诗为新诗的“疯长”打上了一剂长效“鸡血”,令人亢奋不已,但也继续引发过于散漫、浪荡的诟病。

   自由诗似乎还没焐热位置,现代诗已经虎视眈眈。现代诗通常是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简称,是诗歌现代性的一种投射。上世纪四十年代,袁可嘉几乎将现代化的诗歌等同于现代诗:“现代化的诗是辩证的(作巧线行进),包含的(包含可能溶入诗中的种种经验),戏剧的(从矛盾到和谐),复杂的(因此有时也是晦涩的),创造的“诗是象征的行为”),有机的,现代的。……现代诗接受了现代文化底复杂性,丰富性,而表现了同样的复杂与丰富。”【21】

五十年代,它“投胎”于台湾现代诗社、创世纪诗社,早期多有横的移植,后来台湾诗界在许多场合干脆将新诗与自由诗“直呼”为现代诗。在大陆,由于现代诗容易与现代派“对号入座”,在意识形态管控较严时期,用法得十分谨慎。以笔者经历为例,直到1985年“现代诗”这三个字方能以大号字进入公开发表的标题;1988年笔者写就的《为大陆现代诗一辩》,后改为《为大陆现代诗定位》,好不容易才发表于1991年第11期《天津文学》。当年对现代诗的界定,多强调中国式的国情,以免被抓把柄。其实,放置于新诗历史谱系(时间)与板块(空间)中,新诗与现代诗容易呈现出某种递进关系:即白话诗是新诗的初级形态,现代则是新诗的“升级版”;而所谓中国现代诗应是本土文化精神与全球现代意识的融贯统一,应是历史进化性与艺术变幻性的统一,应是价值的多元性与艺术自在性的统一。

现代诗作为新诗的前端部位,充满前倾、前卫的意味,它昭示着对现代性的含纳和探望。它的前卫色彩体现于——在存在意义上更为纯粹的生存/语言关注,即个体境遇中,生命精神(包括正负面)的针尖般洞穿。客观的说,现代诗的现代性诉求比之新诗更为强烈:在求新、求变,连同“断裂”和“未完成”的契合点上,更符合现代语境。

    此间,也夹杂“先锋诗”概念,它几乎与第三代诗、后朦胧诗、新生代诗平起平坐。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鼎盛——以先锋的名目召唤、自诩、选编、批评日益增多,它是诗歌界最具革命性的标志。先锋诗的叫法显然比现代诗叫法更为尖利,有着高分贝的感召力,但寿命不如后者。因为最锐气的那部分虽咄咄逼人、势如破竹,但成活率一般不高。作为突前、冒进的排头浪,总是在浪潮之后很快耗尽,消失在每一个转折期或拐弯处。

比较而言,现代诗更稳妥地保留在新诗的前沿地带,不断进行实验性、探索性的攻城拔寨,但也难免因出现“西化”涌入和“后现代”滥觞而产生某些偏颇,为克服所谓临时性与过渡性弊端,进行适度回归与某种规范,1998年王光明提出“现代汉诗”概念,试图取代含混的“新诗”和自由诗。(稍早的80年代末,芒克等创办《现代汉诗》,一帮幸存者基本上是在文学创作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), 而“现代汉诗”的命名,主要着眼于“现代中国经验”和“现代汉语”,侧重中国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、互相纠缠、互相生成的文化境遇的自觉建构活动。【22】避免将现代诗等同于现代主义诗歌的习惯所指,从而凸显了民族话语的言说方向。

远在美国的华裔汉学家奚密则把视野拉得更开,她明确圈定:“现代汉诗意指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诗。我认为这个概念既可超越(中国大陆)现、当代诗歌的分野,又超越地域上中国大陆与其他以汉语从事诗歌创作之地区的分野。”【23】这一批评术语的崛起对多年流通的新诗、自由诗、现代诗——的三大“硬通货”构成了改写的“威胁”。

也有人如老诗人蔡其矫提出重建“汉诗”主张——去掉“现代”两个字即可,一来更加简洁,二来可以打通古今(后来也有一些刊物以《汉诗》为名),但相比之下, “现代汉诗”的称谓还是获得较大反响。赞同、商榷,包括部分质询论文(如《现代汉诗构架中的诗学难题刍议》、《关于现代汉诗前行的思考》等)不时展开探讨,可见渐入人心。

自然,也有少数人不以为然,如毛翰公开指称:“现代汉诗”这一名称了无新意。所谓现代汉诗,其实就是现代诗,其中嵌入一个“汉”字,实在是画蛇添足。汉字写的诗当然是汉诗,如果有必要添上这个“汉”字,那么,“新诗”也该写成“新汉诗”,“白话诗”也该写成“白话汉诗”,“自由诗”也该写成“自由汉诗”了。【24】

毛翰则宁可恢复到“原生态”,他主张《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》:“白话诗”的名称,还是抓住了这一新诗体的主要特征,其命名着眼于语言风格。相对于用文言写作的诗,这种诗是用白话写成的。20 世纪初引入中国的一个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新的剧种,最初称为文明戏,不久就改称“话剧”了。这对于“白话诗”这一命名的合理性,也是一种声援和旁证。【25】

返回去是死胡同,他继续异想天开:何尝不用“胡诗”试试,其暗含胡诌、胡闹、胡咧咧的胡儿做派。冠一胡字,境界全出,正反两方各得其所。其内涵比“新诗”、“现代诗”更为质实,更有意趣,比“白话诗”、“自由诗”更为灵动,更具弹性,比“西诗”、“洋诗”更多义项,更见幽默,比迄今为止所有的命名都更加传神。【26】“胡诗”之戏称,有调侃意味,安能为训,聊且作为备案吧。

2009年朱寿桐提出“汉语新文学”概念,傅天虹也藉此推出“汉语新诗”这一概念,按照他的解释,汉语新诗的命名有助于整合汉语文化圈的地域中心主义,从而将汉语文化理解成一个没有政治边际的文化共同体。【27】也就是说,汉语新诗有益于克服异域隔膜,把两岸四地的新诗视为同一对象看待,不分彼此,使得原来的华语诗歌、中华诗歌又多了一位骨肉同侪。
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三
在新诗漫长的命名过程中,曾闪现过小名、别名、权宜之名的短暂碰磕,也经历过改称、顶替、扩展、纠偏的折磨。命名既带有不同时段的沿袭、深化色彩,又镌下同一时空交集、混用的烙印,无不折射出历史进化与现代性的诸多纠结。汉斯·杜阿认为:“任何一种学术命名,不仅仅揭示某类特殊的现象以引起关注,更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,或者暗示某种被忽略的隐蔽关系以引起探讨。命名可能导致一门新学科的诞生,也可能只是带来一些崭新的学术问题而开拓原有学科的视野、思路。”【28】

新诗的命名的确体现汉斯·杜阿所认为的视野、角度、关系、方法的“争夺”取舍。就是在“昨天”,这一分歧依然没有止息。徐敬亚再次抛出多年老调——“新诗休止论”:新诗概念的缺陷在于“我们不能永远站在昨天的旧视角上,称我们每天写的那个诗为“新诗”;在涉及朦胧诗之前的诗歌历史时,新诗仍具有中国自由体白话诗历史性的使用价值。但现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应该在百年之际予以休止。伤痕累累的新诗称谓,面对其后发生的一轮接一轮的先锋冲击,再也无力承担总命名的资格。”29据此他建议将新诗改为现代诗。类似这样的改称,同样不能免除尴尬,因为“时间性”本身无处不在,会叫你到处碰壁况且新诗的特指性依然“风韵犹存”。

须知每一种概念都有其覆盖不到的地方,每一次冠名都会留下捉襟见肘的遗憾,因为事物总在不断变化中。诚然,那种大一统的称号已经无法承载既繁复又分孽的内函,而具鲜明个性指症的概念更贴切碎片时代的功能。但只要有一个事先设定,就无需担忧浑水摸鱼的混用、乱用;只要给出特指性“前缀”,就不怕歧路多多;只要提供大致共识的前提,就不难在“和解”的盘面上,从事各有侧重的“自治”。

新诗户口簿上,正名的资格一直遭遇信任危机,但分栏上还不时填写着乳名、曾用名、化名与代名,在不同时段、不同场合,依然被有效地作为“单用”“专用”。特定的单用与专用,较好纾解了新诗总称的负担与压力。在所谓“风烛残年”的贬低失效中,新诗的名分其实一直顽强地存在着“分延”状态,同时鼓涨着多种“改写”冲动与可能取向。但“新诗”总称的坚持,反映百年来人们对新诗的历史性理解。新诗命名的延续或歧异,体现着人们对该文体的不断求索与诠释(自然不排除多年情感与惯性所致)。它标识着新诗在某些方面不尽人意,尚待完善,同时也昭示着其最大本性——变动不居的本性,恰是其现代性、开放性、生长性的最好体现。

因为起点重要,人们甚至追溯到最早胎音,因为变数太多,也要避开“朝三暮四”的嫌疑。最省便的做法,是继续祭出古今通吃的“诗歌”或“汉语诗歌”,足以一以总百,大而盖之,再怎样“滥用”都错不了的,但其最大的瑕疵是掩盖了剧变时代的烙痕。或许最好的方法,还是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段的语境,配备与充实好新诗自身——特定时空中的特定“化身”。 这主要是基于新诗的拟议与设计,一直纠缠着迷乱的愿望和混杂的诉求;诉求也是在不断集合、分解与离异中,做不停分辨言说中的自我诠释与自我澄清,而不是排他性的判断和一元化的归结。【30】

冠名的连续多变与潜在更迭,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指涉了新诗与时俱进的“体征”,进一步剖解变化的内涵外延,可以更好地理解新诗别样的命运——三千年的超大压力加百年的颠簸生变。一系列命名的冲动与乐此不疲的实施,彰显了新诗最可宝贵的质素——对于自由、现代、形式的不断自我刷新。命名的背后,跃动着新诗巨大的活力与活性,固然多有冒进、加速度,甚至不乏野性与偏执之处,但都为新诗的生长提供多种可能。而新诗的生长,包括重构自身传统动力,正是建立在新诗的活力活性上。

 
【1】   颜同林:《从打油诗到白话诗》,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4期。
【2】“诗界革命”期间曾出现“新学诗”(1896)与“新派诗”(1897),虽都带有新字,但都还不是新诗意义上的命名,暂不讨论。而在1919至1920年间,郭沫若曾将欧式自由体称作“新体诗”,则是采用日本称呼,更接近新诗本意。
【3】司马长风:《中国新文学史(上卷)》,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版,第36页。
【4】胡适:《尝试集·再版自序》,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。
【5】朱自清:《中国新文学大系•诗集》导言,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。
【6】有必要补一笔,1916是不同凡响、紧锣密鼓的一年, 这一年胡适收到1210 封信札,写出1040 封,平均每天往来6封,多是与朋友、同学讨论白话入诗与“诗体大解放”, 这一年堪称白话诗“前夜”的宫缩期。1917年1月1日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刚做出重大的“八事”发言,一个月后又顺产了《白话诗八首》。
【7】艾青:《新诗六十年》,《文艺研究》1980年第5期。
【8】吴明辩:《中国的第一首白话诗》,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4期。
【9】子午:《泛叙实派诗人论·代序》,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,第1页。
【10】钱谷融:《人的问题,应是文艺不离不弃的问题》,《文艺报》2015.7.27。
【11】颜同林:《从打油诗到白话诗》,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4期。
【12】胡适:《答朱经农来书·留学日记( 卷十四)》,胡适全集第28 卷,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,第 435页。
【13】颜同林:《从打油诗到白话诗》,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4期。
【14】胡适:《谈新诗》,《星期评论·纪念号》1919年10月10日第5张。
【15】李丹:《论胡适改称“白话诗”为“新诗”》,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。
【16】章太炎:《答曹聚仁论白话诗》,《华国月刊》1923年第一卷第4期。
【17】同【14】
【18】 郭沫若:《致宗白华(1920年2月16日)》,《郭沫若论创作·论诗三札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。
【19】 冯文炳:《谈新诗》,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, 第24、26 页。
【20】李国辉:《英美“自由诗”术语的谱系:1908—1919》,《外国文学》2013年第4期。
【21】袁可嘉:《诗与民主》,《论新诗现代化》,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,第50页。
【22】王光明:《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8年第4期。
【23】奚密:《中国式的后现代?——现代 汉诗的文化政治》,香港《中国研究》1998年9月号。
【24】【25】【26】毛翰:《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》,《河南教育学院学报》2012年第4期。
【27】傅天虹:《对“汉语新诗”概念的几点思考———由两部诗选集谈起》,暨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。
【28】 (印度)汉斯·杜阿:《印第语传播政策及其实施:成果与展望》,《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》,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年版。
【29】徐敬亚:《论“新诗”概念的休止》,《扬子江诗刊》2015年第4期。
【30】孟泽:《“绝对的开端”: “新诗”创生的诠释与自我诠释》,《湘潭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2期。
 

原载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17年第10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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